“学者先要会疑。”——程颐

“在可疑而不疑者，不曾学；学则须疑。”——张载

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根据。事实和根据的来源有两种：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，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。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，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，说得如何凶险，那便是别人的传说，不一定可靠；要知道实际的情形，只有靠自己亲自去视察。做学问也是一样，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；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，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。

我们对于传说的话，不论信不信，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，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。我们信它，因为它“是”；不信它，因为它“非”。这一番事前的思索，不随便轻信的态度，便是怀疑的精神。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。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、五帝，便要问问：这是谁说的话?最先见于何书?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?著者何以知道?我们又听说“腐草为萤”，也要问问：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?有什么科学根据?我们若能这样追问，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。

我们不论对于哪一本书，哪一种学问，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：因怀疑而思索，因思索而辨别是非。经过“怀疑”“思索”“辨别”三步以后，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，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。否则便是盲从，便是迷信。孟子所谓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，也就是教我们要有一点怀疑的精神，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。

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需步骤，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、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。对于别人的话，都不打折扣的承认，那是思想上的懒惰。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，永远不能治学。只有常常怀疑、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，有问题才想求解答。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，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。许多大学问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。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——戴震，幼时读朱子的《大学章句》，便问《大学》是何时的书，朱子是何时的人。塾师告诉他《大学》是周代的书，朱子是宋代的大儒；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著者的意思。一切学问家，不但对于流俗传说，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抱怀疑的态度，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，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，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：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。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，哲学上新的理论，美术上新的作风，都是这样起来的。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，那就没有新问题，没有新发明，一切学术也就停滞，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。

(选自顾颉刚《通俗论集》)

顾颉刚(1893—1980)是位历史学家，从20年代起就从事民俗学、历史学的研究，著述丰富，有很多新颖独到的见解。本文谈的是他自己治学的经验，即治学必须要有怀疑精神，才能辨伪去妄，才能建设新学说、启迪新发明。学有所得，有益于世，于是著文传布，这是阐释体论说文的由来，也由此决定了它的特点：自己所使用的概念(比如“怀疑”)要阐释清楚，所要传布的事理(比如“治学必须有怀疑精神”)必须来源于实践，有充足的根据。

评论体 这是对特定事物特定言行进行评价的文章。一般人写评论，是有感而发；中学生作文训练或检测则是限定材料，即时生意。评价的目的在于分清是非善恶、功过美丑，褒功扬善，贬过弃丑；或者总结经验教训，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，从而指导人们的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。上述两种情况的共同点就是都紧密地为现实服务。一篇评论体论说文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：评论对象交代得清楚(当然不必嗦，而是根据评论的需要突出重点和要点)，自己观点正确、态度鲜明，对事物的分析入情入理，不牵强附会。至于文章的具体组织方法，是多种多样的，或先叙后议，或夹叙夹议，都可以。

因为对象的不同，评论又分出了种种名目：思想评论、文学评论、体育评论等等。根据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，中学生重点要掌握思想评论和文学评论的写法。评价一种言行思想或一篇(部)文艺作品，如果赞成，说它好，怎么把这“好”说出来?如果不赞成，说它不好，又怎么把这“不好”说出来?除了认真审题，理清思路外，在论证方法上也要注意灵活变化。思想评论，常用释义正名法(把有关名词、概念的外延、内涵解释清楚)、揭示实质法(直截了当、一针见血地把问题的实质揭示出来)、立标衡定法(拿出公认的标准来衡量所评价对象，合则好，不合则不好，属理证一类)、推因论果法(说明或推断评论对象产生、存在、发展的原因，已经产生或将会产生的影响、结果，也属理证一类)、比较异同法(即类比法、对比法，有比较才有鉴别)等等。如果是反驳错误的言论，还常用引申归谬法(按照对方的说法推导出显然荒谬的结论，以此证明它的错误)。文学评论，也常用立标衡定、推因论果、比较异同等方法，此外还有读者印证法(以读者的感受证明作品的优劣得失，属例证法一类)、述评合一法(寓评价于复述作品内容之中，也是例证法一类)、剖析内涵法(把作品的底蕴挖掘出来，阐释清楚，也属例证法一类)、带入意境法(用描绘的方法把作品中的意境展现出来，把其他读者带进意境中去。这是文学鉴赏的常用方法，一般评论偶而也用，也属例证法一类)等。